尚书成长史(1):“重口味儿”皇帝与不尬聊辅臣造就的制度之变

      2020-06-30 12:00:38

    “三公九卿”“三省六部”这两组专有名词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陌生。大家都知道,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。秦汉实行 “三公九卿”制度(包括早期的“丞相诸卿”制度),隋唐实行“三省六部”制度,这在初中历史教材中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。

    然而,好好的“三公九卿”,怎么就突然变成了“三省六部”呢?作为宰相的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、司徒、司马、司空,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,就被尚书令、中书令、侍中取代了呢?

    从“三公九卿”到“三省六部”,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转变过程。而在这种转变的背后,既有君权的扩张与萎缩、士族与寒族的交替、社会各阶层的兴衰,也有帝制政府对行政效率的改进、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   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,三省六部制可能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个制度

    混吃等死的“搬砖”尚书

    提到三省六部,很多人第一反应往往是经常出现在影视剧里的六部尚书,特别是清宫戏更少不了尚书。大家都知道,这六个尚书其实就是朝廷六大行政部门的部长。不过,尚书作为官职,其历史非常悠久,不仅可以追溯至三省六部制确立的隋唐,更可以上溯到帝制确立前夕的战国时代。

    战国时代,尚书被称为“掌书”“主书”,秦统一全国后改称“尚书”。

    当时秦朝实行丞相诸卿制度,少府是诸卿(相当于部长)之一,负责管理皇帝的私生活。少府之下设有“六尚”,分别是尚冠、尚衣、尚食、尚沐、尚席、尚书。

    从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,虽然尚书管的是“书”(文书),但在皇帝眼里,其性质与那些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的生活服务生没有任何区别。

    最初,尚书的职责是“通章奏”——传递文书,这一职责至汉初未变。现在人们说起早年的尚书,总是把他称为“皇帝的秘书”。然而如果从职能上看,这个秘书当得非常牵强。

    今天我们谈到秘书,总有些有趣的说法,比如什么一等秘书拎包、二等秘书调研、三等秘书写稿之类的。总之,不管你是几等秘书,你得干点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事儿,要么跟着领导跑外勤,要么憋在办公室里写材料。

    可是再看看秦至汉初的尚书,别说是拎包调研,就连写材料都轮不到他们。当时的小尚书每天干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儿,就是把御史台递过来的文书递交给皇帝,偶尔需要把皇帝批阅盖章的文书做个登记,一天的工作就齐活了。那年头的大量的文书还是写在竹简上,而竹简最大的特点就是——沉。这搬来搬去的,跟搬砖也没什么区别。

    “通章奏”也是个力气活儿

    所以早年的尚书哪是皇帝的秘书啊?就一个混吃等死的人形公文传送带。你能想象这些“搬砖”尚书后来会成为大一统帝国的部长乃至宰相吗?

    特别是在汉初,皇帝实行无为之治,文书简寡,尚书的活儿就更轻省了。如果皇帝和大汉朝一直保持这种寡淡的口味,那么小尚书们也会“搬”几辈子“砖”,最终和尚冠、尚衣等那五个尚字辈儿的兄弟一起,并入其他部门,淹没在茫茫的历史海洋之中。

    未曾想,在汉朝皇帝里突然蹦出个重口味儿的。

    “重口味儿”皇帝的档案管理员

    这个“重口味儿”的皇帝当然就是汉武帝刘彻。汉武帝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皇帝,不管你是夸他开疆拓土也好,还是骂他滥用民力也罢,你不得不承认,他搞了很多“大事”。然而在汉武帝刚开始搞大事的时候,却发现汉代这套制度满足不了他的需求。

    影视剧中的汉武帝

    在继续说那帮小尚书之前,我们得先聊聊这个不能让汉武帝满足的制度是个什么制度。

    汉代朝廷最高行政长官是丞相,公级;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太尉,也是公级;此外还有一个主要负责监察的副丞相御史大夫,最初和各位部长一样是卿级,大概到了西汉后期才超然于诸卿之上成为上卿。这三位俗称“三公”。

    当然,西汉前期的“三公”是不平等的。

    首先是地位不平等。丞相和太尉是公,金印紫绶;御史大夫却只是卿,银印青绶。

    其次是权力也不平等。太尉虽然是公,但是没实权也不常置,经常用来当“安慰鼓励奖”;御史大夫虽然只是卿,但却政务繁忙,御史府(御史台)甚至与丞相府并称“二府”。虽然如此,政府的法定负责人仍然只有丞相。

    丞相还领导了一堆部长,这些部长就是卿。卿的级别是二千石,西汉初年的御史大夫也是二千石,换句话说也是一个部长。后来卿调整为中二千石,御史大夫跟着上调;再后来御史大夫又升为上卿。这些部长在当时俗称“九卿”。不过实际上部长不止九个,甚至连右内史(京兆尹)这种首都市长都被称为“卿”。

    因此,汉朝初年这套制度更准确地说是“丞相诸卿”制,不过由于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俗称“三公”,各大部长(卿)俗称“九卿”,所以勉强也还可以算是“三公九卿”制的范畴。

    在这个框架里,尚书就是个在宫里搬砖的小透明。丞相作为宰相、百僚之长,其地位之高、名望之重,远非尚书所能望其项背。

    然而就是这个位高权大名重一时的丞相,最先成了汉武帝搞大事的绊脚石。

    汉初的丞相往往任命开国功勋或功勋之后担任,非封侯不能拜相。可是几十年下来,功勋亡故,身后的官二代、官三代们也越来越不给力。皇帝要搞点大新闻,靠这种人已经靠不住了。

    另一方面,丞相是朝廷的意见领袖,如果真要跟皇帝对着干,皇帝也是很难左右舆论的,特别是汉初实行了几十年的黄老政治,汉武帝要改弦更张,变无为为有为,必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争议。而由于丞相威望太高,皇帝也不能随便就把自己的心腹拉上来当丞相给自己说话。

    汉武帝绕开外朝开始自己玩儿

    左思右想,汉武帝决定尝试绕开丞相自己玩儿。于是,汉武帝找了一帮资历浅但是跟自己臭味相投(划掉)志同道合又有才干的人,给他们各种名目的加官,上到大司马、将军,下到侍中、中常侍、左右曹、诸吏、散骑等等。

    这些加官不给工资,也没什么特定的工作,更没有官署和手下。但是一旦有了加官,他们就可以进到宫里值班。

    换句话说,丞相以下的大臣们大多只能在办公室里跟皇帝唠嗑儿,而这些带加官的人却可以跑到皇帝家里跟皇帝聊天。特别是丞相五日一入朝见皇帝,而带加官的人却天天蹲在皇帝家门口等着跟皇帝见面。

    这些加官之人,后来渐渐有了专门的称呼——中朝官或内朝官,因为他们可以在宫内值班;而在宫外办公的丞相以下的政府官员,则被称为“外朝官”。

    扯了半天西汉前期的官制,这跟我们的搬砖小透明尚书又有什么关系呢?

    没什么关系……

    中朝官可以入宫,给皇帝当顾问、参谋,看来在决定国家大事方面,入宫成为了重要条件。尚书一直在宫里为皇帝服务,而且由于负责传递文书,天生就跟国家大事有着必然联系。这么看来,小尚书应该要翻身、走上变身帝国宰相的华丽道路了吧?

    然而并没有。事实上当时在宫里讨生活的不只有尚书,诸卿中带着郎官负责宫殿治安的光禄勋也在宫里办公,御史大夫的官署则一直就在宫里。

    但是在宫里,不一定就会被皇帝拉去聊天啊。

    事实上,中朝官一定可以进宫,但能进宫的却不一定是中朝官。不是中朝官,就不会被皇帝叫去讨论大政方针,自然也就不参与政策制定,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权力。

    而且这时候担任尚书的,不仅有正常男人,还有阉人。只不过阉人担任尚书,就要叫“中尚书”,简称“中书”。伟大的太史公被下了蚕室以后,就进宫里当过中书令。

    少了块肉还要搬砖,心疼太史公一分钟。

    太史公这个表情也是挺耐人寻味的

    不过尚书虽然不是中朝官,但中朝官制度还是对尚书产生了一些影响。汉武帝整日里不是打仗就是求仙,这导致全国事务越来越繁忙,送到朝廷的文书也就越来越多,尚书要搬的“砖”自然也越来越多,小尚书要想像以前那样混吃等死是不太可能了。

    工作量翻倍,汉武帝除了逼尚书每天工作饱和外,只能加派人手。这时期的尚书编制已经确定为4人。

    除了单纯的工作量增加,尚书的工作任务也增加了。

    过去送到中央的文书,需要存档的一般都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府,方便皇帝、大臣制定政策时查阅参考。偏偏汉武帝喜欢在宫里讨论问题,而二府无论是否在宫里,都离武帝的住处太远。

    因此,随着中朝官制度的建立,整理和保存朝廷档案的工作也就分到了尚书这里。

    尚书在“搬砖”之外,终于有了新的身份——档案管理员。

    这个职位跟图书管理员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    咦,图书管理员?这真是个好职位。

    霍光辅政与尚书权力的扩张

    不过汉武帝时期尚书的权力也就仅限于此。如果汉代皇帝各个都是汉武帝这样的“重口味儿”,那么小尚书们的职业生涯依然一眼可以望到头儿。

    结果皇帝的口味儿突然又淡下去了。

    后元二年(前87)二月,汉武帝驾崩,汉昭帝刘弗陵即位。新皇帝没有再像武帝时代那样折腾,倒不是昭帝口味恢复了寡淡,而是因为这位皇帝虚岁才8岁,还是个孩子。

    国家大政当然不可能交给一个孩子处理。汉武帝去世前夕,任命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、领尚书事,金日磾为车骑将军,上官桀为左将军,桑弘羊为御史大夫,共同辅政。

    影视剧中的霍光。他是让尚书从“搬砖”服务生走向宰相的第一个关键人物。

    更有甚者,汉成帝已经不满足于尚书只当传声筒。当时京兆尹王章得罪了成帝的舅舅王凤,成帝便“使尚书劾奏章”,直接让传话的尚书写举报信弹劾王章。汉哀帝也一样,由于不满王嘉的对状,干脆也让尚书弹劾他。

    这就不是在皇帝和朝臣之间传话了,而是成了皇帝的打手!

    当然,奉命打小报告这种事儿,我们还可以理解成皇帝的一种发声渠道,在帝国治理方面还是技术层面的;对后世影响甚大的,则是制度层面的变化——尚书开始插手人事制度。

    这事最早也发生在宣帝时期。当时胶东相张敞因为属吏追捕盗贼有功,于是给尚书上奏了一份“功臣”名单,这些有功之吏中有数十人因此升为县令。

    到了汉元帝时,御史大夫一职开缺,大臣们都推举大鸿胪冯野王继任,于是元帝让尚书对诸卿做考核,结果冯野王仍然排名第一。这两个事例,一个关乎地方官吏任免,一个关乎中央部长考核,过去都要通过二府来进行,可是在西汉后期却都跨越二府直接归尚书来管了。

    当然,这两个事例均属特例,按照正式的制度,人事大权仍然掌握在二府手中。但是有了特例,就有机会变成常例。尚书插手朝廷人事权,已经是个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了。

    皇帝们又开始琢磨小九九了

    追本溯源,尚书权力的扩大,一个关键时机就是霍光辅政。霍光辅政期间,虽然大权在握,但本质上仍然是代行皇权。所以霍光的“打副本”是皇权,霍光的派尚书传话也是皇权。霍光本来只想巩固自己辅政的权力避免尴尬,却不曾想时过境迁,他自己虽然入土为安,却尴尬地留下了皇权在政府中扩张的隐患。而权力越来越大的尚书,就是皇权扩张的有效工具。

    尚书制度,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。

    霍光作为中朝官和四大辅臣之首,实际上是代行皇命。

    不过,霍光此前仅担任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,连部长级别(卿)都算不上。这时候突然要让他以皇帝的名义,去指挥丞相以下一帮久经官场、位高名重资历深的老油条,特别是让霍光面对面地给这些官员下指示,自然很容易就成了尬聊,搞不好就成了大型翻车车祸现场。

    霍光不想整日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微笑,不想直面惨淡的人生,所以霍光决定不要直面那些大臣。

    不直面,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留言。

    你写我批,我写你看;你口若悬河的时候我不在场,我吐沫星子满天飞的时候也飞不到你脸上;最后你的骂骂咧咧变成了竹简里的恭恭敬敬,我的暴跳如雷也变成了文字中的温文尔雅。

    多好。

    霍光通过上下文书,避免了资历不对等造成的尴尬,成功掌控了朝廷,终于使后武帝时代的大汉朝廷正常运转起来。

    当然,霍光之所以能够靠文书来治国,关键还在于他有批阅文书的权力。

    前面说了,霍光担任的职务不仅有大司马、大将军,还有领尚书事。领尚书事,也就是处理尚书所收受的文书。这是一个新官职,至少此前没人当过。

    在此之前,汉武帝曾让中朝官中的左右曹、诸吏“分平尚书奏事”,也就是让左右曹、诸吏对文书中的事务给出解决方案,然后再报送汉武帝批准。这跟明代内阁的“票拟”很相似。

    “平尚书奏事”只有建议权,拍板的还是汉武帝自己。

    但是霍光的“领尚书事”却大不相同。当时给朝廷上书的大臣都要把文书写两遍,一个是形式上交给皇帝的正本,另一个则是交给领尚书事霍光的副本。霍光拿到文书后,先打开副本,如果觉得这文书说得有道理,就把正本奏给昭帝;如果觉得这文书是胡说八道,那么正本也就不再上奏了(见《汉书·魏相传》)。

    领尚书事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“打副本”……

    鉴于霍光每次都要打开副本作批示,我们不妨管这个叫“打副本”。

    其实正本奏不奏皇帝都是个形式,霍光对副本的批示才是实质性的。也就是说,担任领尚书事的霍光不再只有对皇帝处理公务的建议权,而是直接拥有了做出最终决策的决定权。

    领尚书事的权力大了,又需要文书作为与朝臣联络的中介,那么负责传递文书的尚书自然就可以偷着乐了。

    既然霍光有权力做决策,那么霍光就需要在决策前了解情况,在决策后做出指示。文书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工具,但这玩意连写带递忒慢了,时效性差,何况大家都写文言文,写着读着都费劲。

    因此,遇到一些重要问题或紧急问题,霍光还是需要语言交流。可是霍光又不想尬聊,怎么办呢?

    文书是死的,人是活的;文书是中介,尚书是中介的中介;中介的中介也是中介,于是尚书就成了霍光与朝臣之间的传话人。

    如果你觉得不太好理解,可以试想一下电视剧里那些没事儿就出宫给大臣们传皇帝口谕的“太监”们。

    没事儿从宫里跑出来传个话儿什么的……

    这时候的尚书,恐怕已经不能再叫他们是“搬砖”的了——虽然他们还是得 搬。

    当然,霍光这个权力,听起来就不像是什么“人臣”之权。因此霍光死后,作为BOSS的汉宣帝就在魏相的支持下废掉了“打副本”。

    不过让尚书传话这种事儿对皇权并无妨碍,于是就被汉代统治者们保留了下来。

    宣帝以后,皇帝让尚书给自己传话几乎成了常态。比如汉武帝设立的监察地方的刺史,本来是接受御史府领导,对御史大夫、御史中丞负责的;可是西汉后期,却出现了尚书代表皇帝直接听取刺史奏事的现象。

    又比如汉宣帝时期,丞相黄霸有违法推荐人的行为,汉宣帝“使尚书召问黄霸:‘……君何越职而举之!’”这种皇帝让尚书代表自己责问朝臣的事情,后来时有发生。汉哀帝也曾让丞相王嘉“诣尚书责问”,并要他“对状”。

    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黄霸